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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山の塵
乔+兰
乔嘉兰小语
2022-03-02
如-山的-尘埃
乔+兰
我这个笔名,海-外有个媒体转载我先前的文章时,在标题前加了个前缀,“女博士亲述”,这个小编肯定没仔细读我的文章,文章里明明有我回忆与大学哥们挤在一张床的描述,这情何以堪呐。
实际上,我的笔名中的三个字分别是我三个孩子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把注意力放在“三”这个数字上,三孩儿在当代中国城市中可能还属于稀罕物,而且这个孩子的降生也与我离职有直接的关系。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难以理解,不急,待我慢慢给大家道来。
我在第一篇文章讲的是我离职的个性和体制原因,算是间接的原因,而这一篇将叙述我离职的直接原因,即一些偶然事件的汇合,有家庭私事,竟也有国际风云,最终触发了我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上递交辞职信。拉拉杂杂,其间会有好多话题,有我趁机抒发的堂皇大题目,也有些至亲好友才讲的私房话,心里话,字数将近两万,怕会说得乱点,参照前面目录,有些琐碎念叨朋友们大可以略过。
苦涩的喜悦
2019年初,我妻子意外怀孕了,因为我们家已有两个孩子,这个在当时情况下属于违反计划生育。我当时的本意是不要了,但从没敢主动提出来,盼着妻子松口。这里先解释一下,有朋友一定会疑问,现在不是三胎合法吗,甚至各种消息放出来上面还要鼓励。然而,请注意一下时间线,三孩政策是2021年5月31日才公布的,是年8月才立法通过开始执行。所以2019年怀三胎是实锤的违反国策的“计划外”。
计划外生育面临两个后果,一是父母有公职的“开除”公职,第二是交纳社会抚养费,民间直接称之为“超生罚款”。而我之所以不想要,一是养育孩子太累,当过父母的都知道,我当时老大老二分别六岁和四岁,再来一个婴儿受不了;二是经济上也有压力,光社会抚养费就是上海年人均收入的六倍,夫妻两人共缴十二倍的年收入。看过我第一篇文章《十年后》的朋友,知道我经济条件着实一般,人生到四十岁才买第一套房,之前就是一直读书,完全无投资意识,直到单位所在的上海某新城兴建限价房项目,才想起来该买套房了,而此时的限价房的单价,已差不多超过我博士刚毕业初到此地时的普通商品房的价格了。
2014年的四月,大概三个月孕期,她在外地参加一个展会,突然打电话说出血了,让我去接她。我紧急开车过去,路上她说出血量很大,孩子怕是没了。她脸色苍白,看不出情绪,我安慰了几句,因为我本意也不想要这个孩子,所以似乎说什么都不对,气氛有点尴尬。后来再聊起当时的心情,妻子说她当时觉得这像是一种解脱,虽然决意不去人工流产,但是面对当时的各种压力,以自然的方式失去,似乎是又是最好的结局。
到了医院,因没有建卡,导医没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是超生,怕生事端,这个卡我们从一开始当然不会去建,没法挂产科,最后挂了急诊,开了B超单。大夫终于见了面,出乎我俩的预料,孩子无恙,神奇的是,我本来心里不想要这个孩子,但我自那一刻竟然感到一丝庆幸和喜悦。妻子也是喜出望外,大概从那一刻起,我们两个人从心理上接受了将要再有一个孩子的事实,并且开始期待这个新生命。而从我这里,因为计生而被迫离职,没有什么难接受的,看过我前篇文章的朋友,一定理解我的这种想法,当下的高校体制早将离职这颗种子种在了心底。但经济实力不容我高调,毕竟保住工作,就能缓解一定的经济压力,才有能力迎接新生命。
这次看急诊算是第一次产检吧,大夫当时责怪我们太大意,埋怨我们怀孕这么久才看医生,风险很大,让我们尽快建卡,按时产检。我只能违心地点头称是,承诺回头一定回居委会建卡。
而实际上,大卡我们是不敢去建的,因为还要到居委会开联系档案,建小卡,然后拿着小卡及其他资料才能去医院建大卡,这个程序,我们是不愿去冒险尝试的。
我们上网查哪家医院可以不用建卡而作日常的产检,只找到当时一家叫百佳的私立医院,虽然距离甚远,做各种项目的费用要比公立医院高得多,但这所医院很照顾隐私,不用履行详细的登记程序。现在常忆起当时的细节,我们每次拖着两个上蹿下跳的娃儿,陪着妈妈去那家私立医院产检,浩浩荡荡的一家人,在医院大堂,在2019年的春天,足够吸引众人的好奇,感觉十分滑稽。
飞跃重洋超生记
问题来了,到时去到哪生?是留在上海这家私立医院生,还是回老家生?不管到哪儿生,生下来就要上户口,上户口就要认罚,怎么办?
考虑过去美国,那里毕竟有自己熟识的圈子,也有工作生活的经验,但当时特朗普政府对移民不友善,风闻不少海关盘问和遣返赴美生子者的消息,让我们果断抛弃这一想法。
恰巧,常在一起打网球的一位球友老G,他搞了多年金融,实现财务自由很多年,平常就是打球和看娃,无意中谈到其妻子是到国外生的二胎。因为老G的太太与我同一个单位,我就假称亲戚近期也想海外生子来咨询,他就详细地告诉我一些操作,给了我加拿大温哥华租房的地址,甚至当时他们找的医生的名片。各种信息汇总到一起,我们最终决定去加拿大生子,又因预产期正值寒假,我也能过去照顾,这样工作既能保住,而且不用雇月嫂,成本算下来还远低于社会抚养费。
众所周知,大约两年后,政府突然放开三胎,我借跟老G约球的机会,跟这位仁兄道歉,并陈明自己才是那个所谓的“亲戚”,请他理解我没讲实话,这位仁兄也是第一位获知我生三胎的消息的工作圈子朋友。围绕这次海外生子行动,我一共一本正经地说了三个谎,这是第一个。
然后,就是紧张的申请签证、预订机票等工作,按部就班,筹备妥当,因我还有课要上,我妻子十月份就一人先飞赴加拿大,当时距预产期还有三个月。两个多月后,我已上完那个学期的课,也在圣诞节前夜落地温哥华。
整个过程说得轻巧,实际牵扯考量的因素十分复杂,一步出了差池,可能全盘皆输。这其中,我必须永远铭记,如果不是我妻子的坚持,只要她稍有松口,我很可能就要顺杆儿爬,建议不要这个孩子,事后看来,这个孩子的降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幸福,多亏他妈妈的决绝。我们之前,当然现在也时有吵架闹矛盾的事儿,几年前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甚至一度心里严肃地考虑过离婚,然而,就凭三娃儿这件事上妻子的坚毅和付出,我就一辈子都要感激她。
更让我佩服的是,身在加拿大,旅游签证,没有医保,买的旅游保险不含生育险,她竟自作主张,不去看医生不上医院,硬是不听我劝,自行联系助产士到租住的家中生产,这样能节省一两万加元费用。当地教会中有一位老姐妹感叹道,她在加拿大这几十年,都没见过有华人敢像你们家这样不去医院在家生孩子的。
事后妻子告诉我,选择在家生倒不完全是为了节省钱,她说助产士已经联系好医院了,只要有有疑难状况,马上就能去医院,而且她说其已在上海将所有产检项目全部做完了,还有一点,她说住院不光是多花钱的事,医院的环境还叫人紧张,反而体验不好,在家心情更放松一些,事实证明她的选择应该是对的。
生产的那天,当时家中只有我,妻子和一位助产士,我刚到两天,正处于倒时差的状态,晕晕乎乎的,助产士叫Sarah,一位年轻女孩,猜应不到三十岁,从早晨到近中午忙乎了几个小时生不出来,感觉她也是用尽所学了,其间她又叫来了一个助手帮忙,又忙了近一个小时终于生出来了。
Sarah让我来剪脐带,我接过她递来的剪刀,颤颤巍巍地完成了这个仪式感十足的程序,Sarah用笔详实记录这个过程,事后查看产程记录单,剪脐带完成于是下午2点零4分。
闻得孩子第一声啼哭,我先躲一边擦干眼泪,然后接受大家的祝贺,互相拥抱。当时已是下午近3点,妻子已精疲力竭,但妻子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两周发动,家里并没有预备任何食物,我赶紧一溜小跑出去买批萨和饮料给大家充饥。
事后看来,这里面也是十分的惊险,我若晚来两天,就错过了孩子的出生,而且妻子一个人在家中待产可能孤助无靠,她的计划就要泡汤,真不知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想想还真是有些后怕。
百年大疫下的心灵挣扎
没去医院,也没有医生,在2020年元旦的前两天,孩子在家中出生了,我们充满了感恩,也对这个新生命的到来感到无比欢欣。
按原计划,孩子的妈妈只要出了月子就回国,也就是2020年一月底就回国,还能感受中国春节的气氛,既节省了费用,也不耽误我新学期的上课。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还有一个娃儿待在国内。我行前将老大送回老家让爷爷奶奶照看,孩子非常不适应,不理解父母为何将她撇下,而只将妹妹带走。
然而,一件载入世界史的大事件将要发生了,注定将整个人类的生活乱计划彻底打乱了。
此部删去3000字
温哥华同一屋檐下
我们租住在温哥华的这栋别墅含地下室一共三层,户主是台湾人,中学教师,他在房间显要位置摆放着一座纪念钟表,表盘下方刻有“中-华-民国七十六年教师节纪念”字样,落款是“市长陈阿仁”。她与丈夫离婚后,带两孩子移民到加拿大,孩子长大成人都已离开,独居的她便将房子出租。地下室由一家三口,来自墨西哥,夫妻二人中丈夫在工地干活,妻子和四岁可爱的女儿在家。一楼由户主在客厅围隔成一个休息空间,租给了一个高大的欧洲裔中年男子,很少说话,只是见面点头。我们租住在二楼,女房东在二楼主卧,我来之前她正好刚回台湾过冬,事实上她往年一入冬就回高雄,开春就回温哥华,然而她万万没想到,今年的突发疫情,使她本来在台湾小住两个月的计划扩大到两年多。二楼还有一位室友,住在隔壁,他叫Wesly,也是一位中年男子,似乎有过婚史,没孩子,也是独居。
Wesly很清澈,热情,慷慨,而且非常的善良真诚,有一种我过去所接触的一些“西方人”特有的纯朴。因为他回家过圣诞新年假期,回来时除了发现我的到来,还惊奇地发现我们家新生命的降生了,而感到不可思议,不厌其烦地夸讲我们能干,也为他没帮上忙一再抱歉。他很喜欢孩子,常逗我们家小女儿玩,并主动介绍地下室住的墨西哥家庭的小女儿给我们女儿认识,一起玩耍。
此部删去1500字
宗教信仰那些事
此部分删除约4000字
疫情大反转
大疫初到,工作所在大学就发起通知,严控疫情,任何人不得出国滞留,马上统计每位老师具体位置,如有变动立即通知。不得已,我又得一本正经地编了第二个谎,说我在老家过年。
说起老家,还有让人揪心的事儿,这次出国只带了妹妹一人。因为,当时考虑带两个孩子同来的话,我又要照顾新生儿,必定应付不来,两个若都放在老家,又怕我父母体力也难顾及,一个六岁一个四岁,日常争抢吵闹,定是让两位古稀老者抓狂;况且当时认为只一个月,说快也快。只是万万没想到出此变故,六岁的娃胡思乱想,她不知道父母为何要离开她,为什么只带了妹妹出国而偏不带她,加之疫情使人心惶惶,听老人讲也似懂非懂,徒增恐惧,多晚惊恐噩梦,大叫门口有怪物要来咬她,让我万分揪心。
好像是2020年2月初,学校正式通知延期开学,全面开始网课,我也是幸运,我出国时正好带了工作电脑,里面课件资料齐全,剩下的就是学会用视频录播软件就可以了。
美国1月31日突然宣布从2月2日起对中国禁航,然而,不久后,美国和加拿大开始出现病例,死亡数也开始出现并快速增长。这时,你已经看不到有人再强调美国和加拿大因制度透明和民-主-自-由而安全的各种炫耀了,但你慢慢感觉到,尤其是美国,有一波波或民间或官方对中国或对华人的指责。
删600字
我有一位老友,香港人,为人真诚,知识渊博,是一位流行病学专家,现在美国某大学任教授,他结婚时我还专程到香港出席恭贺。十几年的交情颇深,在众多议题上持相似看法,曾经在香港问题上立场也一致,但越来越多的民众暴力让我对这场运动开始怀疑,这哪里是追求自由,很多反人类的行为让人觉得这些人不配自由。我在社交帐户上发了一段香港青年追打路人,甚至痛殴大月份孕妇的视频,他不满,关系开始出一点点裂缝。最终,使这道裂缝急剧扩大的还是这场大瘟疫。
他的专业素养经得起考验,很早就通过模型预测出这病毒的极大危害,而美国政府的表现却我行我素,好像根本不存在像他这样的专家似的,好像根本不存在CDC似的。当然,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重点在于当时中国和香港防疫形势的诸般变化,他的观点都让人怀疑已失去了专业性,逢林-郑-月娥的防疫措施必反,必是出卖港人利益的,逢中国的防疫必是以香港为壑,故意散毒而已。我写此文时,登录上脸书核查当时我们在各自状态下的品评和交流,但都无迹可循,他大概是全部删除了。
一种能导致对一千多万人口城市断然封-城的病毒,用指甲盖想也能约摸出这个病毒的危害性,然而美国事发后相当长时间内连鼓励戴口罩等措施也没有,更别提官方对社交距离等的强制。我有时想,如果2019年底,美国某大城市发现同样危害的病毒的传播,美国确定是无法实现封城这样的剧烈措施的,那病毒在全世界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岂不是不堪设想吗?
但那时以及后来的相当长时间内,美国和加拿大官方都不鼓励戴口罩,街上戴口罩买口罩的大多也是华人。因为那些年我更信任西方媒体,竟然也嫌同胞们小题大作,日常也并不戴口罩,甚至回国飞机上几分钟后嫌闷就摘下了口罩,那时都2020年3月中旬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简直是作死而不负责任。
大疫之中归国记
形势急转直下,以前说国内危险,现在成了国外出现不安全的迹象,这次家人又催,赶快带娃回国,事不宜迟。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可贵的窗口期,正好被我们赶上了,着实幸运。
Wesly送我们到机场,他有三辆车,开了他其中最大的一辆,也塞得满满的,快到机场时我说,你讲的你家族在温哥华的奋斗辛酸最好整理一下,那简直是珍贵的口述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当时的华族被歧视的地位,以及后来的抗争,民权的展开等,将来会成为历史文献。他深表赞同,前些天我们联系,他说现在已经有计划,先着手开展温哥华唐人街历史建筑的风貌的保护,只是因疫情耽搁了。
我们买了3月9日的机票。事后的发展变化急转直下,幸好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回去,否则过了一两周,全世界华人留学生争抢回国,机票飞涨,一票难求,而且落地后马上特定酒店隔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这个计划外生育铁定是隐藏不住的,工作丢了就丢了,反正早有心理准备,但就怕碰到传说中的网暴,居住小区群里说你千里投毒也不是没有可能。况且当时管理不似现在这般有条理,民众情绪当时也不理智。
飞机上只卖出三分之一的座位,当时还未出台任何鼓励口罩措施,但所有华人面孔的人,除我之外,不论老少,除饮食之外,都全程戴口罩;几个欧裔乘客倒是毫不在乎,一两位将口罩挂在下巴上,其余的也并不戴口罩。
落地上海之后,专用海外归国通道,只量体温、登记信息,当时还没有后来普遍运用的核酸检测,而且因为当时加拿大不属于中国规定的重点“疫区”,我们得以在专门地点自行打的回家。排队的人倒不多,但我们人多行李多,等了好久才等到一辆大车,我观察到当时司机并不戴口罩,一路上还侃侃而谈,没把疫情当回事儿。
到达小区,小区保安执行疫区封闭禁止出租车进入,因为有婴儿,天气尚寒,国际行李也多,我居住的小区很大,到楼下还有点距离,所以我一直跟保安求情。
这里我要感激那位出租车司机,我忘了他姓什么了,他见我们不容易,帮我们求情,而且丝毫没有催我们的意思,不知他为我们耽误的二三十分钟会不会少接活儿,最后结帐的时候我主动多加了些钱给这位善良的师傅。
幸好当时保安队长在旁,给那位保安大叔示意了一下,破了个例,让出租车进去了,省了我们很大的麻烦。同时,他交待我们千万不要告诉居委会他们允许出租车放行进入这茬儿。
第二天一大早,居委会准时打电话,让我们详细登记人员信息、途经区域及交通工具,并告诉我从今天起进入两周的居家隔离,生活垃圾放门口每天有人取,可以有一人领出入证买菜取快递等。
电话里,我把居住人姓名身份证都给了她,她突然发问,人数不对,保安抄送的人数是四个人,怎么才三个人呢?我开始绕,天太黑保安可能没看清,是不是把司机也算上了,等等终于糊弄过去了,总之不想把这个超生的娃暴露给居委会。这是我整个海外生子过程中,一本正经编的第三个谎言。
像种鸦片一样养孩子
现在儿子两岁多了,这两三年我真是经历了hard模式,想想真是不容易。舍近求远偷偷去私立医院产检,妻子穿宽大的衣服遮掩,悄悄溜到国外生子冒险,运到家里也要躲着,像种鸦片一样怕人瞧见,养在家里一年多几乎未曾下过楼。我父亲散步回来常说,看见小区里老人们带娃儿溜弯晒太阳唠嗑,好生羡慕,好想推着小车带着孙子到楼下自由地走走。
若遇偶尔必须下楼,如打疫苗,先让人去门口等电梯,电梯厢里没人按着电钮再发暗号把娃抱出去溜进轿厢,一出单元门就直接快步放进停好的车里,偶然真有老太太看见娃儿好奇要问,我妻子会答是她妹妹的娃儿。
这中间,经历了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入户登记,一次片警儿的日常常住人口摸排,每次都把三娃先藏在离玄关最远的房间里关上门。也许我们有点多虑了,即使被他们发现了,估计也不一定会将信息传到居委或计生部门,但是,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没必要冒这个险。
一岁左右,娃开始走路,一直到两岁,总是摔跤,以我们之前的育儿经验判断,他摔脑袋的次数较之姐姐们明显多了好多,担心摔坏,天天让他在后面背着个小枕头。我现在觉得,很可能就是家里面积小,又不敢常带他下楼,平衡没练好所致。可能基于同一原因,这娃儿囿于室内面积,活动量自然不大,晚上精力释放不完,啼哭到很晚甚至凌晨一两点不眠,我们都特别怕影响邻里休息。
我所在小区其业主受教育水平比较高,隔壁女主人也在大学工作,门口偶见我们的三娃儿,只一笑而过,从来不多问一句;楼上政府部门工作,平时还聊天话家常,自从我们抱来娃儿,为免尴尬,当没看见,也就不再主动打招呼了;楼下那一户最有趣,老两口,看谈吐气质像是退休的知识分子,天天热心参与小区里各项志愿者公益活动,一次抱娃乘电梯下行,门突然打开,他们进来,我挤出笑容,大妈慈祥地问询,我支吾,她笑了,说了句“躲计划生育的吧!?”相视而笑,各自东西,相安无事。
这些经历使我感到,中国普通民众内心有尺度,晓得何为恶法,何为良法,民众素质高,自然更懂这个道理,也不屑于传播这类八卦新闻。
日常朋友的串门互访,几乎全部取消,压缩到极少数信任的亲朋。两个姐姐上小学和幼儿园,交待好了不要说出来,用她们所理解的方式向她们解释,她们都点头似乎懂了,幼儿园里不担心,妹妹说什么别人应该也不会当真,惟一担心的是表达认知能力强的小学生姐姐,而且小区里也有不少她的同学,日常也常有走动。
但孩子嘴巴真严,从来都不提,不只一次,姐姐对我说悄悄话,说“爸爸,我在学校每次想到我家里有个小弟弟,我心里就特别得高兴,好想好想说出来告诉同学,但我还是没有说”。为父的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又甜又酸又苦。孩子们,压抑着自己的天性,为了全家的利益,过早地用嫩嫩的小肩膀扛起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
突然间,2021年5月31日,一声惊雷,中央宣布三胎竟然合法了,我把消息告诉妻子和当时帮我们照看孩子的父亲,全家都苦笑出声来,这不是喜悦,这是亲身出演了一场讽刺幽默剧的感觉。之后,我们才正大光明地报复性遛娃,小区邻里,纷纷惊诧,问这是谁家孩子。姐姐的同班同学住得离我家不到30米,从窗口一探头就能互相看到的那种,却第一次看到我们家这娃,简直不敢相信已在眼皮底下藏了那么久。
我当时在朋友圈发表感言,“谢谢孩子,让我发现自己的韧性和决绝,为了你们有什么不舍得。谢谢人生,没有沟坎还叫人生?谢谢社会,把你逼到角落突然开一道门。谢谢世界,无限的可能性使世界有意义,就看你敢不敢试试。有时候人生想把你逼到墙角,那就顺势抓住他不让他跑。”
然而,有一个难题,还是得不到解决。
即使三胎合法了,这个娃还是没法上户口。
上户口要出生证明和计生委开的证明,带上户口本到派出所就可以,然而,国外生的小孩子出生时是当地开的外文的出生证明,这在国内没有效力,跟废纸一样,若想上户口的话还需要在当地国的中国使领馆开出生证的领事认证。
我们并没有去领事认证,也就是说在国内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出生证明。为什么不开领事认证?很简单,因为当初三胎是“非法”的,回国上户口就意味着准备大方认罚,缴社会抚养费,这个不是转了一大圈瞎忙活了吗?所以,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必费钱费工夫去做领事认证。
麻烦就麻烦在这儿,即使三胎合法,我们的娃也上不了户口。好在上海打疫苗无须相关证件,凭口说就可以录入相关信息,但每次工作人员就会催快上户口也不好意思。孩子渐渐长大,没有身份,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早在孩子出生时起,我就和妻子商量,抛弃国内的一切,人生归零,移民到一个使娃能轻松获得身份的地方。
移-民那点事
我的妻子离移民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她美国某商学院毕业,运气好,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手气也好,抽签第一次就抽到了H1B。文科商科抽签得到H1B并不容易,也是很多留学生的梦想,因为有H1B有雇主,也就是意味着,只要你在原雇主单位坚持住,最终会通向绿卡。她让我选,或辞职来美团聚,或两地分居。
我选择了后者,当时虽对中国大学诸多弊端通透了解,但当时这份工作仍对我有一定吸引力,不似当下言论日缩,为师讲课毕竟也是我最大乐趣,想像我中国法学博士去美国一定找不到象样工作。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家庭内部原因,夫妻二人在个性上有一些冲突,也是家庭关系最糟糕的时刻,不过好在最后达成妥协,我在上海工作兼照顾两个孩子,她在美国工作,等她拿到绿卡再说团聚的事儿。
谁知一年不到,妻子就坚持不下来,当妈妈的果然受不了对孩子的相思之苦,几乎没跟我商量,就向老板申请来上海远程办工,遂在其美国公司办理交接,这样,因为注定达不到居住时间的要求,这就相当于放弃了以H1B申绿卡的机会。
移民这个事儿,估计朋友们多少都听说点,也许有的亲身实践,有的则一闪念,有的可能略有抱憾,既然起了这个话头,就接着聊。
将我妻子决定放弃H1B的时间前推七年。我当时在北大读博,我的室友老H是位极有趣的人,每天都能见他在楼里撕纸,他用的任何一片纸,不管是论文稿、购物小票,还是银行单等等一切有文字的纸张,他都能撕得接近粉碎机的水平,对自己信息保护如此严密,不知道的以为他是CIA特工。他的谨小慎微令人敬佩,不过我从来也没想明白老H为啥认为有人会想偷看那些废纸呢。可能他认为所有人都想坏他的事,也休想从他那里捞到任何“好处”,记得有女生对我发出聚会邀请,好几次让他传话,与我同居一室的他,全都“忘了”,过了许久在燕园偶遇那位女生时才得知。
一日,老H突然咨询美国各类生存技能等等,各种细节,急切得仿佛他明天的飞机似的,我问他原由,他答某访学项目,以我的访学经验,对各种项目及细节比较熟悉,知道他答得驴唇不对马嘴。也不愿跟他再绕,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不是要加联邦技术移民登陆了”。一句话让他下不来台,他没想到我“竟然”也知道,“登陆”是一句术语,是移民的最后一个步骤。恰巧这事儿前一年有朋友向我推介过,并一直催我递交材料,那时相比现在,真是非常容易,我的条件正好够“大学讲师”技术移民,而他跟我正好也是读博前在高校有三年教书经历。
被人“揭穿”,他好像很没面子,因为2010年底又有移民新政,取消了“大学讲师”技术类别,他“惋惜”地对我说,“太可惜了,你错过了”。
然而,他认为我“错过”了,实则是我的“选择”而已。我反而一直很惋惜我这位室友,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受最精英的教育,还没怎么回馈社会,实现价值,就要去异国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他对我说,因为他要追求自由。
作为一个当时对美国宪-政和民-主一直持仰慕态度的我,又何尝不羡慕这种价值呢,在2010年也动过心,但想到博士马上毕业,离开北大直接出国,放弃所学专业到国外送披萨,太可惜;最重要的是我移了后但前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身份并不好办,所以经慎重考虑放弃了。
还有一位移民的朋友,他是我的一位读者,给自己起英文名James,读过我翻译出版的有关美国最高法院的一本书,通过电子邮件与我结识。James个性鲜明,直率,也富有冒险精神,他硕士毕业后,曾在北京某高校当辅导员,对现实社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对美国极崇拜,可能因立场太过激烈与妻子短婚而离。后来我们在上海见面,第一面就说自己在搞移民,之前挣得钱全花到美国旅游上了,目前正在试“商婚”,我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这个词,就是花钱假结婚拿绿卡。我们原先在朋友圈上经常互动,还说有机会在网球上切磋一场,后来,微信上James听说我妻子从美国回上海,放弃H1B了,他十分不解,并惋惜,连向我发出三个叹号和问号。
后来,我俩因为在川普问题上,持相异立场而不欢,很少再有互动。最后一次见他的动向,是他朋友圈更新,他贴了一张图,是微信对话截图,猜是他最亲近的人与他微信,说财务紧张我们会想办法,但出卖民族利益就不行。他大怒,回道“三观不同,就此绝交”。
过了一两年,我在海外某封-禁-网站上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美国的抗议现场上,跟港-独-台-独-疆-独在一起,抬着标语烧着国旗。显然,James在走另一途径了,虽然我觉得有些惋惜,也十分不值得,但人各有志,祝他遂愿吧。
以上我的北大室友,以及我的那位读者朋友,年龄相差一二十岁,但都同样是理想主义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很多十分崇拜西方,我虽然曾经也是其中一分子,但可能程度还不算执迷。毕竟人内心若无自由,到哪里都会自我禁锢。人的生存状态在不同制度环境下虽有差别,甚至差别很大,但内心的自由的差别,比之制度与文化,可能差距更大。
卢梭明言,虽生而自由,但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诚哉斯言,人世的荒诞性无处不在,哪个地方也不会成为出尘的人间天堂。我2010年应邀参加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亚特兰大团契活动,共同编一部福音话剧,当时一位台湾腔的弟兄在他写的《长生不死》剧本中把“拿绿卡留美国”比喻成“信上帝进天堂”,我对此表达了异议,然而,其他与会者都觉得这个比喻没什么毛病,反倒对我的提议挺惊诧的。这个剧本创作组中就有前文提到的那位日日到我贴文下抬扛批判我的弟兄,这么多年了,不知他的天堂在他心目中是否仍完美无瑕。
第二人生
打一个比喻,因为一扇门对我们紧锁着,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又必须进去,所以我倒退十步,鼓足了劲,以冲刺速度冲击,试图用肩膀去撞开门,就在只差一米的时候,门在里面被打开了,但我已经刹不住了,还是冲了进去,不对,是狠狠摔了进去……
命运就是这样跟我们家开了个玩笑,当宣布三胎合法的时候,为我打开一扇门时,尝尽辛酸苦辣的我们,已经哭笑不得了,因为我们已经刹不住了,之前已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海-外-生子,参加考试,申请学校,找教授写无数推荐信,录取,交学费……
实际上不出去也行,等一两年世界疫情彻底消停了,带娃再出国到使领馆补做个领事认证,转回国上个户口,不怕麻烦也行。也对。然而,看过我第一篇文章的朋友,应该明了这几年我对高校生态和思-想-控-制的失望,大学讲课的趣味愈发索然,这样下去就是暮鼓晨钟等退休,每逢元旦前被邀到学校参加茶话会而已。有一位读者留言说得好,那种一眼就能看到自己退休的样子,想想就可怕。
那么,开始第二人生,这就决定了吧。青壮之时,放弃为了理想而移民的打算;而临近知天命之岁,却要为孩子的户口而去国远走。
然而,问题来了,毕竟“贫贱不能移,微物不能去”,怎么才能最经济地出去呢?
妻子美国的H1B途径已然放弃,所以我们又准备走以前的老路——留学,但是大龄的那种。因为妻子年纪较我轻一些,英语好得多,就让她再重复七八年前的老路了,再申请读书留学。三娃出生在加拿大,这次就要舍美国而取加拿大了。
这样,我们就分好工了,我主要负责照顾孩子,妻子负责考试申请学校。她的英语,让我十分服气,很久以前我问孩儿他妈考过雅思没?考得咋样?她说考过,考得还行。过了好几个月详聊,才知道她的分数平均8.5分,顿时膝盖有点发软。这是她第一次考的学术类雅思,之前考过托福,也分数考了110。此次她申了五所大学,其中四所录取,我们选了一所给奖学金的。
这就正式开始了大龄研究生的生涯,机票买好,突然传来消息,因为疫情原因,全面取消线下学习,只能在上海家中上网课。
前已提及,我妻子跟美国公司有约,在上海远程办公,主要是贸易代表,所以也不必非到驻地,但长时间不到总部报汇报工作也不行,她2021年夏季出去,办妥交接手续辞职,疫情放松时从美国赴加报到,毕竟线下学习也马上要开始了。
我如过去一样,仍在上海照顾婴孩,打算先两地着,虽不团聚,但我这上海的大学教书,总有进项,经济上轻松一些,有点像“裸官”,不对,还是叫“落单”好些,前者因为钱权太多走不了,我们这种情况,是因为太困窘而致。
孰料暑假期间,我遇交通意外,腿部受伤,养伤期间,胡思乱想,几成抑郁,人终究非“自在”之物,而是“自为”之物,静观不动终究不符人之本性,故而决定改变生存状态,辞职了断,折腾一下。回想我这十年教学生涯,感怀颇多,对人生,对体制,将所思所想录入文字,遂有好友诸君看过那篇文章《十年后,-我-为什么-要辞-掉-SH-的大-学-教职》,然而,此文反响远超意料,很快竟遭四处围捕,借用读者朋友的一句留言“如此温和理性的文章也容不上,甚至被炸了号,过分了”。
补记
我在前一篇文章已交代了,大体上我辞去工作除了个人性情和体制环境的原因外,还有就是这些偶然事件的汇合,最终触发了我选择在这个时间上递交辞职信。行文至此,我想我已清楚交代了这些偶然事件的来龙去脉,其间的波折惊险,其间的百感交集,无奈与决绝,苦辣与辛酸,同时也掺杂了一些个人观念和想法。
历史的尘埃,迎风而舞,有人就被狠狠地砸倒就此臣服,也有人顶着如山尘埃,逆风前行,我的未来就在眼前,“第二辈子”即将开始。行文至外,不知不觉,近两万字,字字酸辛,且容停笔稍息,几日后再与读者朋友续聊,后来的人生巨变各样细节。
再补记
因第一文刚发两日就被全网-封-杀,这一篇虽仍是温和叙事,真情实感,但恐有司过于敏感,良莠不分,故我尝试用其他方式发布,若又陷文禁,请注意搜索You-Tube上的我的频道“乔葭-兰”或同名推-特。预备此一平台,供今后读书、游历和生活中有所思考和品评,与朋友们交流切磋的一亩三分地儿,诸友可先行关注,天涯路远,总能相见。
感谢。
(全文一万九千字,阅读时间约半小时)
(发表审-核-屡-不-通过。不得不删去约七千字)
电邮:qiaojial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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